「我們的『歐美』：文本、理論、問題」小型研討會

從清朝末年西學東漸開始，認識與研究歐美一直是中國知識社群的重要工程。百年來，我們不僅透過翻譯引進了西方的知識與思想，更透過自己的書寫想像與建構我們的歐美。歐美或曰西方不僅僅是外在的知識對像，有著可以被研究的具體空間規範與文化實體，它更是我們自身現代性的唯一參照，是我們思想啟蒙的泉源與知識生產的基底。在台灣，雖然對於西方文化與思想的引介與探討早在日治時期就已開始，但是歐美研究作為一個可被辨視的學術場域大體還是1970 年代以後的發展（例如， 1972 年中央研究院成立美國文化中心，隔年成立美國文化研究所， 1992 年改為歐美研究所），人文學者（特別是外國文學研究者）亦是在1970 年代開展出自己認識與研究歐美的路徑與方法，從新批評與比較文學逐漸走向後殖民論述與文化研究。在這個過程中，新的文本、理論與問題不斷地被帶進來，對台灣的知識界形成衝擊，也影響著我們的學術生產與知識實踐。特別是在現在這個全球化的焦慮年代裡，歐美研究不但意味著了解歐美，同時也要求我們進入歐美的學術資本體系裡，在全球的知識版圖中尋找一片自己的天地。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化與全球政經結構的轉變，歐美研究在西方的實踐經歷幾次不同的轉向（例如，美國研究就經歷了族裔研究、跨國研究與帝國研究幾個不同範式的衝擊），也影響著我們對於歐美思想與文化內涵的理解。四十年來，我們不停追隨西方的腳步進入現代，卻絕少思索在地知識實踐與歐美的關係，更不太追問「歐美」歷史形成中的複雜成份（例如中歐、前蘇聯、加拿大、拉丁美洲等歐美「周邊」地區），或去探問台灣的歐美研究是否該有不同的研究方式與主張？四十年過去了，我們有必要重新省思:台灣歐美研究的任務與功能何在？「我們的『歐美』」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中生產出來的，又如何規範著我們的學術生產與知識主體性？「我們的『歐美』」與實體的「西方」之間處在什麼樣的關係中？我們的研究又對歐美文化與思想的發展提出了什麼問題和挑戰？在台灣當前的學術脈絡裡，「歐美研究」（在外文學門的範疇裡）到底意味著什麼？這個命題的提出不僅僅是為了反思過去四十年歐美研究在台灣的發展，更是希望透過批判性地認識自身的歷史，釐清歐美研究在台灣知識生產中的位置與意義，進而提出一個具有思想高度的歐美想像，開創歐美研究的新時代。